“中国制造”离“中国创造”究竟有多远?(转载)

　　当我们为全世界都是“中国制造”骄傲的时候，有人也在为这种情形担忧。不禁要问：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有多远？这的确是摆在中国制造面前的一道难题。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在说，中国制造业要转型升级，那么我们依赖什么转型升级？多一些“中国创造”也许是一条最理想的出路。东方出版社最新上市的《知识设计企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在“创新经济”的背景下，制造业要想摆脱以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模式，必须发挥审美的能力，即设计的作用，提出了全新的企业和管理模式——“艺术型企业”。艺术型企业，就是从事“知识设计”的企业。所谓知识设计，就是“知识创造×设计”。如果“中国制造”能迈出这一步，那离“中国创造”也就不太远了。
　　从绝对投入来说，2012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为一万亿元，已是位列全球第三的研发大国，过去10年保持了21％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从研发产出而言，2011年中国在国际专利组织申请的发明专利数达到12万件，同样位居全球第三位。2012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也从10年前的1％，上升到1.97%，虽然明显逊于国际发达国家研发投入平均水平的2.8%。但是如果研发投入在未来保持10%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将在2020年超过2.5%，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事实上，中国企业的实际研发投入强度很可能已经达到了2.5%的程度。判断的依据是中国企业的实际研发支出并没有完全在财务报表上的研发费用中体现出来。
　　首先，中国的研发效率大幅高于发达国家。作为追赶者，中国享受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成果外溢。符合法规的“逆向研发”是全球公认的有效研发策略，毋庸置疑，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策略中相对受益偏高。在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在许多行业采取了“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使得中国企业获得了先进技术，汽车行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
　　还有，在政府的投资和政策鼓励下，有时中国政府会直接介入战略性的技术收购（如高铁、电力设备行业）。前铁道部直接投入近百亿美元从西门子/川崎重工购买高铁技术，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吸收，消化，再创新”的战略制造出适合中国地理环境的高铁。中国的技术进步出现了一日千里的跃进，但是这些完全无法反映在研发投入中，而是以固定资产投入的形式进行摊销。
　　其次，研发费用被消费者承担或计入了售后服务等非研发费用项。由于市场需求旺盛，消费者权益没有被充分保护，许多公司先推出未成熟产品，然后基于市场反馈，不断升级。国内广阔的市场成为民族企业的试验田。低试错成本使得大量本应计入研发投入的经费被计入了售后服务等科目。一定程度上，全社会的消费者帮助制造企业分摊研发成本。
　　最后，会计上计入方式不同，估计中国制造业企业超过50%的研发费用被资本化了，而美国/日本会计准则要求所有研发费用必须在当期费用化。如果把这部分被资本化的研发费用加回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实际研发费用比财务报表中显示的要高。以吉利汽车为例，实际研发费用对收入占比达到了4-5%，接近通用、大众、丰田等领先企业的水平。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未来中国高速增长的研发投入会进入“缓冲地带”或遭遇“急刹车”吗？我们对分布在10个制造行业的30余家上市公司的调研显示，有75%的公司认为其研发投入对收入占比在未来5-10年会继续增加。国务院在研发投入上也有明确的量化目标，要求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等。
　　投资者普遍认为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逐渐退去，中国将迎来“老龄化”问题，因而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持怀疑态度。但中国充足、廉价的研发劳动力供给，即高等院校理工科毕业生，将是带动“中国创造”发展的引擎之一。过去十几年，中国对教育体系的大力投入使得未来理工科人才供给充足，丰富的人才资源使得中国的研发成本有望持续低于海外。
　　2000年至2011年，中国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从10人升至38人，人才结构得到优化。过去10年中国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保持了20%以上的年均增长，10年前中国每年毕业50万理工科人才，这个数字在去年上升到250万。而研究所科研人员的薪酬，2011年的平均水平为人民币5.2万元，企业研发人员平均工资为人民币6.0万元。目前只有发达国家(约10万美元/工程师)的1/10左右。“中国研发”的人口红利才刚刚开始。
　　过去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集中在“开发“阶段，而非“研究”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企业的积累少、底子薄，必须把有限的研发资源投入到风险小、收益快的应用研究中去。这样的研发模式在初期对企业的快速成长是有利的。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市场研究中，以保证推出贴近市场需求的产品，这也是中国制造业的公司在过去十数年中，稳步从国际巨头中获得市场份额的重要原因。
　　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这种“市场跟随者”的研发战略路线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竞争环境对中国的要求。按照国际标准，研发活动可以细分为三个大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研究。试验研究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改进，包括产品改进，工艺改进等等。比较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结构，可以发现，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占比低于50％，中国在试验研究方面的投入占总投入的80％，而且在过去几年还呈现上升趋势。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基础研究占总投入的比重非常之低。
　　基础研究是一个广种薄收的行业，能够真正转化成生产力的少之又少；但又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伟大梦想的实现不但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还可以带给发明者巨大的经济回报，如蒸汽机、电讯、微软等等。但是，基础研发的过程漫长而枯燥。热爱科学和探索未知的科学家精神是支撑基础研究的基石。科学家精神或许是高速经济发展下的中国最缺乏的，而这或许需要教育理念的转变。
　　由于整个社会对于企业的专利保护意识仍然不足，对于侵犯知识产权事件的处理力度之低，无法切实维护创新企业/科学家的利益。风险和收益的不相匹配制约了企业/高等院校投入基础研发、创新性研发的积极性，转而选择投入收益比更好的短平快项目。法律缺乏对专利的保护是导致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根本原因，这会制约中国制造业长期竞争力的发展，也为大规模出口埋下隐患。
　　考虑到研发投入的存量效应，我们看好大量的增量研发投资逐渐提升中国的整体研发实力。受益于企业持续的投入和方兴未艾的科研人员人口红利，逐渐由量变产生质变，有望逐渐从“中国制造”发展成为“中国创造”。
　　（本文来源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本文作者侯延琨是瑞银证券中国证券研究主管、亚太区汽车行业研究主管，曾连续四年被《机构投资者》评为亚洲最佳汽车行业分析师。他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东京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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